《失踪孩子档案》：他们不是“外星人”

瓦莱里娅·路易塞利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习比较文学与翻译(fānyì)——都是穿越“边界”的学问。在她的西班牙语和英语写作(xiězuò)中，她也(yě)着迷于穿越边界——不仅是国家的边界，也包括语言的边界、身份(shēnfèn)的边界、文学体裁的边界。 她在虚构(xūgòu)与非(yǔfēi)虚构之间来回(láihuí)穿梭(chuānsuō)，其成名作《假证件》是散文作品，后来的(de)《我牙齿的故事》是小说，再后来，《告诉我结局(jiéjú)是什么》（其西班牙语版书名为《失踪的孩子们》）回归非虚构——尽管这个书名看起来更像小说，《失踪孩子档案》可以视为《告诉我结局是什么》的延续，却又回到了虚构体裁——尽管这个书名看起来更像非虚构。 《告诉(gàosù)我结局是什么》源于作家在纽约市移民法庭为数名(shùmíng)面临被遣返命运的中美洲儿童担任志愿译者的经历。同为身在美国的“拉丁裔”，路易塞利和这些儿童的境遇(jìngyù)天差地别。她(tā)是生活相对优越、每天遵纪守法等待获得绿卡的中产人士，而这些经历了千难万险侥幸活着穿越了美墨边境的孩子，则是“非法移民”，或者用一个(yígè)看起来更仁慈的词来说(láishuō)，“无证移民”。 如果用一个更精确的(de)(de)法律术语来说，他们是(shì)nonresident aliens（外籍非居民）。在(zài)英语里，alien并不等(děng)同于foreigner，而是特指在一国之中没有(méiyǒu)合法公民身份的居住者，另外，这个词也可以指外星人。在翻译工作中，路易塞利了(le)解到，这些(zhèxiē)儿童之所以选择来到美国(měiguó)，是因为别无选择，用她的话说，“不是为了追逐人们口中常说的‘美国梦’，这些孩子所寻求的仅仅是逃离旧日噩梦的一条生路”。他们不得不逃离法治崩坏、黑帮横行的故土，要(yào)与在美国的亲人团聚。在途经墨西哥、穿越美墨边境大片沙漠的漫长旅途(lǚtú)中，他们要面对饥渴、迷路、抢劫、强奸、虐杀等各种危险。在对待移民越来越严苛的美国司法体系中，他们成了没有根、没有保障、没有未来的孤儿。路易塞利决定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 “我知道，如果我不把他们每个人的(de)(de)故事写下来，我再写别的什么，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她的这句话(huà)，有点像阿多诺的那个名句（“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她选择了非虚构(xūgòu)的书写方式(fāngshì)，仿佛只有这么写，才能有效展现这些令人不适而又无法回避的事实。不过，在《失踪孩子档案》中，虽然涉及同样的题材，她又做出了新的尝试(chángshì)，似乎要证明，虚构体裁(tǐcái)同样可以为这些残酷的事实做见证，可以唤起人们的行动。 作者(zuòzhě)：（墨西哥）瓦莱里娅·路易塞利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shànghǎirénmínchūbǎnshè) 《失踪孩子档案》可以说(shuō)是一部“伪非虚构”。文本的(de)形式(xíngshì)是对档案的模仿，有(yǒu)文字，有地图，有法医报告，有呈堂证供式的照片。故事也(yě)是围绕(wéirào)档案/记录展开的：一对从事声音(shēngyīn)记录工作的半路夫妻，带(dài)着各自的孩子，从纽约出发，展开了一段穿越美国腹地、最终抵达北美大陆西南部美墨边境地区的旅程，沿途不断记录着他们能捕捉到的声音，用文中人物的话来说，“‘记录’意味着为后世收集现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破败景象，埋葬(máizàng)着被西进运动吞噬的印第安原住民的墓地，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的难民儿童的经历……这些声音景观或人类经验都成了他们努力收集的对象。 图(tú)/IC photo 声音(shēngyīn)会消失吗？或者说，回声是声音持久存在的(de)(de)形式(xíngshì)？他们也记录回声——树叶(shùyè)的回声、昆虫的回声、高速公路的回声、电视的回声……以及回声的回声。从比喻的意义上说，这本多声部的小说充满了回声——在21世纪美国西南部的空旷原野中，回荡着19世纪抗击美国军队入侵的最后的印第安人被遗忘的声音，小说如同(rútóng)回声一般(yìbān)重建这些历史；夫妇俩的两个孩子像制造回声一般重述印第安人的故事(gùshì)，也像回声一般映射难民儿童(értóng)(értóng)的历险记，到最后他们的历险与难民儿童的历险奇妙地交汇在一起；作为这本书的书中之书的，如同回声一般断断续续地反映难民儿童的遭遇的，是一本名为《失踪儿童挽歌》的红色封皮的小书，作者叫埃拉·坎波(kǎnbō)桑托——书和作者都是虚构的，“坎波桑托”（Camposanto）在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里(lǐ)都是“墓地”的意思，正与“挽歌”的意蕴相应。 小说中那两个孩子心心念念要去参观的(de)“不明飞行物博物馆”，也与难民儿童(értóng)之间存在着隐秘的对应，因为都涉及aliens——外星人，或是没有合法身份的异邦人。当(dāng)夫妇俩的孩子们的经历与难民儿童的经历渐渐重合时，也许可以说，小说意欲发出这样(zhèyàng)的声音：这些难民儿童不是“外星人”，而是和普通美国家庭的孩子一样的纯真孩童，他们(tāmen)也有权利拥有和美国儿童一样的幸福童年(tóngnián)。 书名中(zhōng)作为定语的(de)(de)Lost一词，有着(yǒuzhe)比“失踪(shīzōng)”更多的含义。这些儿童不仅可能在路途中失踪或者迷路，他们的人生更是(gèngshì)处在一种迷失的状态，如书中所说，“他们坐火车或者徒步旅行，孤身一人；没有(méiyǒu)父亲，没有母亲，没有行李，没有护照。一直(yìzhí)没有地图。他们不得(bùdé)不穿越国境、大河与沙漠，历尽(lìjìn)艰险。那些最终抵达的，会被困在悬而未决的境地，有人会命令他们等待。”他们的身份和命运都被悬置，等待冰冷的司法体系的判决，如同身处让人上天不得也暂时入地不能(bùnéng)的灵薄狱（limbo）中。他们的遭遇、他们的声音也被美国主流媒体无视，他们就和那些抵抗到最后的原住民印第安人一样，成了这个超级大国中被弃置、被遗忘的幽灵一般的存在——这也是一种lost的状态。路易塞利要通过写作为这些孩子建立(jiànlì)“档案”，将他们从lost的状态中拯救出来，让美国社会看到他们、听到他们。 需要被质疑的，不仅仅是美国针对(zhēnduì)难民儿童的司法制度。也许，这一整个现代生产制度和价值体系都是有问题的。在小说中，公路(gōnglù)沿途的景观是这样被呈现的：“经历了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系统性农业侵蚀的地貌：规划成四边形格子的田野(tiányě)(tiányě)被重型机械轮奸，因改良过的作物种子而肿胀，充满了杀虫剂，田野里的果树长出(zhǎngchū)肥硕但索然无味的果实以供出口；如穿紧身胸衣(jǐnshēnxiōngyī)般被强塞入一块葱郁的层叠庄稼地的田野形似但丁的九层(jiǔcéng)地狱，被中心枢轴灌溉系统浇灌；还有被改造(gǎizào)得不再是田野的田野，承载着水泥、太阳能板、水箱和巨型风车的重量。 ”如果说现代性(xiàndàixìng)意味着对(duì)野性自然的暴力开发、改造和驯服，意味着绝对实用主义导向的设计与(yǔ)规划，那么一个被(bèi)现代政治体系定义为非人或(huò)异类的人群，就可以同样(tóngyàng)被残酷无情地迫害乃至抹除。正是在(zài)(zài)这个意义上，齐格蒙·鲍曼看到了在现代社会潜藏的巨大危险。他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指出，“园艺(yuányì)(yuányì)和医学是典型的建设性立场，而常态、健康或卫生则是人类自我管理的任务和策略的主线。人类生存和共居成为设计和管理的对象；就像园中蔬菜或一个活的生物体(shēngwùtǐ)一样不得不被干涉，以免它们会受到野草的滋扰或被癌组织吞噬。园艺和医学就其功能而言是同一活动的不同表现形式，这个活动将注定要将生存并繁荣的元素与应当被消灭的有害或病态的元素进行隔离和区分。”正是在这种带有园艺学或医学精神的疏离/区隔政策的作用下(xià)，发生了纳粹屠犹的世纪悲剧。 被悬置在(zài)移民(yímín)法庭的这些难民儿童，不也面临类似的迫害吗？在法律体系的话语里，他们(tāmen)是外星人/异邦人，被与正常儿童区隔开；他们被关押在名为ICE（“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缩写）的机构(jīgòu)中，这个机构如同它的名字(míngzì)一样冰冷（西裔(xīyì)移民把该机构的拘留室称为hielera，冰箱），难民们就像冻肉一样在这些冰箱中被隔离，被分类，被暂时存放；在特朗普主义的话语中，他们就是携带危险因素的病菌，为了保持美国的干净卫生，需要将他们统统扫除出境……在《失踪(shīzōng)孩子档案》中，小说人物也目睹了一队难民儿童是如何被押送上一架(yījià)小飞机，从美国西南边境的万里净空(jìngkōng)中消失的，“他们被抓住了，从此就要被移走、迁置(qiānzhì)、抹除(mǒchú)，因为这个广大空旷的国家里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与此同时，小说中的(de)(de)这四口之家也渐渐走到了他们共同生活(shēnghuó)的尽头。在这趟旅途的终点，这对半路夫妻即将分道扬镳，带着各自的孩子重新开始单亲家庭的生活，尽管这两个孩子并不情愿分开。或许，作者在这里暗示(ànshì)的，是(shì)更为广大的共同体的危机，共同生活的危机。美国(měiguó)人愿意接纳这些难民儿童，和(hé)他们共同生活吗(ma)？讲英语的美国居民愿意和讲西班牙语的移民结为共同体吗？在这个全球化的美好愿景不再明朗的时代，与“异邦人”建立共同体是可能的吗？路易塞利曾在一次访谈中感叹道：“我们(wǒmen)居住在一个共同体观念正在消失或者已经消失的大陆上。”无论如何，《失踪孩子档案》表现出了重建共同体的努力。对这些看似与己无关的难民儿童保持(bǎochí)关注，并呼唤道德责任，就是建立共同体的第一步。用齐格蒙·鲍曼的话说，“道德意味着‘对他人负责’，由此也‘对不是我的事，甚或与我不相关的事’负责。”如果有(yǒu)越来越(yuèláiyuè)多的人能意识到道德的责任，克服“异类恐惧症”，行动(xíngdòng)起来，打破现代社会制度(shèhuìzhìdù)竖起的人与人之间(zhījiān)的藩篱，那么现在或许还来得及避免更大的人间悲剧的发生。